这是结束，这是开始丨抗疫斗士伍连德和他的伯乐

图  伍连德

谨以此文向奋战在第一线的抗疫斗士们致敬，纪念已经逝去的那些普通人，他们构成了当下中国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

Part  1

伍连德（1879～1960），一个生于英国殖民地马来亚槟榔屿的土生华人，却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享有“抗疫斗士”、“中国现代医学先驱”等盛誉。他扑灭了1910～1911年中国东北的大瘟疫，致力于中国医疗及公共卫生现代化的事业，历任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总办，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铁路总医官，国民政府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等职。伍连德虽无意投身政治，却因科学专长而受政治人物延揽重用，与20世纪初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与知识群体相识、相交、相知和相惜。伍连德晚年花了四年的时间，仔细地撰写自传，内容包含他人生的黄金三十年（1908～1937年，即29岁至58岁）在中国的所为、所见、所闻和所思。

伍连德是20世纪首十年从海外回国华侨中的特例。当时一般回祖国贡献的华侨，主要是回国进行经济实业投资的富商。而伍连德是少数因专业才能被招揽回国服务者。伍连德出生于南洋槟榔屿一个普通的金匠家庭，父亲伍祺学是年少时随着19世纪50年代第一批海外移民潮从广东台山前往南洋的华侨，母亲林彩繁则是一位第二代的“娘惹”（土生华裔妇女）。伍连德从小受英文教育，17岁（1896年）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英属殖民地最高荣誉的“英女皇奖学金”前往英国习医，后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3年伍连德回到马来亚，先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从事热带疫病研究。一年之后回到槟榔屿开设诊所行医，并致力于当地的社会改革活动。1907年，他接受袁世凯礼聘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并于次年前往中国就任。1910年东三省暴发严重瘟疫，在许多医生不敢冒生命危险前往抗疫的情况下，伍连德临危受命，前往控制疫情，因在短短四个月内扑灭了夺走六万余人性命的瘟疫而声名大噪。次年4月主持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国际鼠疫研究大会，更使他奠定了在国际医学界的地位。其后的二十余年中，他多次受命应对中国的多场瘟疫，并规划和建设现代化医疗体系及防疫网络。他广建现代医院和医学院，推动公共卫生教育，并创设国际微生物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等多个科学团体，发表三百多篇学术论文，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医卫水平的评价，被誉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年届58岁的伍连德回返马来亚，在家乡一边悬壶济世，一边从事公益活动，至1960年逝世。

Part  2

伍连德在中国的30年（1908～1937）跨越了清朝末年、民初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与清末及民国以来各个政权的关系都很密切。伍连德自言他的自传是献给两个人的。没有这两个人，就不会有名留青史的伍连德。这两个人，一位是伍连德在剑桥的导师，后来成了他的好友的邵威廉（William Napier Shaw），而另一位就是施肇基。

伍连德和施肇基相识于1905年。当年，施肇基随大学士端方和戴鸿慈领导的清国使团到欧美等地考察宪政，在马来亚槟榔屿结识前来欢迎使团的伍连德。回国后，他将伍连德推荐给袁世凯。两年后的1907年，袁世凯在千里外礼聘伍连德出任坐落于天津的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当时军医学堂的总办是由陆军军医司司长徐华清兼任的。所以实际上真正负责学堂事务的是伍连德。袁世凯对素昧平生的伍连德有如此信心，是因为信任施肇基的推荐。

1910年底，当瘟疫在东三省肆虐，造成数万人丧命，但病源仍无所悉时，施肇基再次推荐伍连德前去调查并全权指挥抗疫。而且，施肇基很体谅伍连德不擅中文，允诺后者在必要时，直接以英语与在北京代表外务部的他报告联系，确保信息准确而迅速地互通。最后成功灭疫后，又是由于施肇基，伍连德才有机会筹办了1911年4月在奉天举行的国际鼠疫大会，让他得以凭中国首场国际医学会议的大会主席身份，与世界各国学者对话。

自伍连德奉命到东三省抗疫后，伍连德和施肇基一个远在关外疫区，一个坐镇北京中枢。前者在生死战线上寻病灶、控疫情，后者在北京支持、协调；前者纵然不易，但后者既需争取从摄政王到朝廷大臣的支持，又得周旋于俄国和日本等诸国外交之间，还得为伍连德协调同东北地方官的关系及抗疫团队里中外籍医生的矛盾。尤其是要破除中国传统成见，争取摄政王同意，史无前例对因疫致死的病人的尸体进行集体火化，以便有效控制疫情。若非手腕高明的施肇基居中协调，就不会出现这一切有利条件，让伍连德得以成功扑灭瘟疫。再者，一个科学相对落后的封建帝制中国，却得以召开有关最新型传染病及其防控的国际学术会议，这中间少不了施肇基的作用。施肇基与伍连德，一人统办会议所有非学术事务，一人则专责会议学术方面；一人在大会开幕时以朝廷钦差身份撰写中英文演讲稿并以英语发言，一人则以大会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彼此紧密合作，不只让中国和伍连德曝光于世界防疫医学史界，也加速了中国医学与公共卫生现代化的进程。此中种种，与施肇基的眼光、才能与魄力密切相关。身历其境的伍连德，无疑最清楚不过。他对施大加赞赏：“大会期间，才三十四岁的施先生工作时的一举一动，看来就像个干练而有效率的美国行政官。他多数时候不假手于人，亲力亲为，进进出出监督上自花园布置、下至餐厅睡房的选色等大小事务。”伍连德评论当时的施肇基，“才三十四岁，已身居高位，是大家眼中的明日之星。很多人都预测他将来一定前途光明、官运亨通”。而且伍连德非常欣慰后来事实证明其预测成真。清朝崩解后，施肇基便被唐绍仪揽为共和政府首任内阁的交通部长，后来又出使伦敦、华盛顿，直至1946年才在华盛顿退休。才情洋溢的施肇基能够为唐绍仪所善用，是一向主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伍连德欣慰不已的。对于懂得用人的唐绍仪与受重用的施肇基，他都很欣赏。

伍连德对施肇基抱持的不仅是感激之情，更多还是对施肇基见多识广、懂得准确衡量轻重，在棘手局势中勇于担当、敢于起用新人之勇气，以及成功在满族人高层之间实践一切想法之高超能力的欣赏。他认为，在瘟疫暴发时，正是施肇基凭着周游世界多个国家的丰富经验和对先进国家现代体制的认识，马上意识到若没以科学方法及时扑灭这场瘟疫所可能造成的外交后果，预见到虎视眈眈的俄国、日本可能对中国施加的政治压力。而且，施肇基不仅说服上司外务部尚书那桐，相信派遣一位合格专业人士到瘟疫地区的迫切性，还让因循守旧的北京朝廷接受这个英语说得比中文好又毫无抗疫经验的新人，让他有充分施展才能又方便工作的自由空间。可见施肇基有着非同一般的能力和毅力。

对于施肇基这样一个人物，伍连德在自传中表达了怎么样的相接之情呢？先是尊敬之情。伍连德自传由始至终称呼施肇基为“先生”（Mr.）。同时也有相契的友情：“我和施先生是终生不渝的好朋友。”两人的交情好可从几处看出。例如，施肇基会坦率地指责伍连德缺乏学习中文的热诚，罔顾当时来往公文仍仰赖文言文和厚重的书写体。又如，伍连德在准备写作其自传时，已经是1954年了。他73岁，施肇基76岁，这两个已入古稀之年的老朋友，却还时常写信给对方，保持联络。

伍连德和施肇基相契不是没有原因的。两人之间相差仅两岁，而稍微年长的施肇基充分发挥在美国之所学，年少便得志，32岁就当上了外务部右丞一职，而且做事尽责。例如，他会把伍连德所提供的一些英文稿刊发在北京一家报纸上，以便世界各国的通讯社或报章转载；而且也不厌其烦地将伍连德用英文所写的报告代译为中文，呈交给北京的外务部。由此可见，施肇基是个非常善于利用资源，娴于现代媒体运作方式，又充满魄力的人。伍连德对他，除了感佩，还有欣赏，欣赏施肇基不妒才，乐于提拔人才、奖掖后辈的胸襟与眼光。

另外，相似的品味与价值观也拉近了两人的关系。出身江苏省富裕书香世家而又有留美经历的施肇基，对现实生活有着现代而讲究的要求。他在北京的住所现代化而舒适，虽然屋子是为当地人造的，但屋里有现代化的卫生设备，饮用的是从自家专用的深井中导出的活水。两人初次在中国见面，正是1910年施肇基把伍连德请到北京，询问后者是否愿意接受推荐前往东北疫区。在伍连德表达了意愿后，施肇基马上把伍连德引见给上司那桐，然后就在北京自己家里款待伍连德，尝试解除后者往返天津与北京的不适。可见他不但办事明快，而且深知伍连德的要求与品味，更表示出对伍连德的亲切。两人同受西方教育熏陶，有才有学，兼有现代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识、审美观、品味、眼光与生活方式，故能相知相惜。

……

上文摘自陈雪薇、黄贤强《清末民初的政治官员及知识群体——以伍连德的记忆与自传书写为中心的考察》，《民国研究》第25辑，来源于集刊数据库（www.jik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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